鉴真大和尚东渡
编辑：杨曾文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隋唐时期有不少中国僧人到日本传法，同时也将中国先进的文化带到日本，为促进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当中，唐代大和尚鉴真是最卓越的代表。他怀着到异域传法授戒的情热，冒着丧身千里波涛的危险，经过六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和推进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朽的功勋。本文对鉴真的生平简历和六次东渡的艰辛经过、在日本传法授戒的事迹、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佛教史上的重大贡献等作了系统的介绍，认为鉴真所表现出来的坚强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关键词：鉴真、东征传、戒律、日本律宗、普照
作者简介：杨曾文，生于1939年12月7日，山东省即墨市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参与共著《中国佛教史》一至三卷，主编《日本近现代佛教史》等。
日本是中国隔海相望的近邻，在中国古代史书中，也将日本称为“倭国”，自古与中国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公元538年中国佛教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此后通过海路与中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愈益频繁。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比较后进，统治者积极从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输入先进的科技文化，以推进日本社会文化的进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佛教充当了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甚至被看作是大陆先进文化的代表和载体。
隋唐时期有很多日本僧人相继到中国留学和求法，也有不少中国僧人到日本传法。他们在传播佛法的同时，也将中国先进的文化带到日本，为促进日本社会体制革新和文化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当中，唐代大和尚鉴真是最卓越的代表，他怀着到异域传法的情热，冒着丧身千里波涛的危险，经过六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和推进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光昭日月、流芳千古的功勋。
鉴真东渡前的日本佛教和戒律
从佛教传入日本到鉴真东渡，佛教已在日本流传了200多年，开始主要受到天皇和贵族的信奉，后来逐渐传播到平民之中。7世纪末全国有寺545所，僧尼也逐年增加，仅在京城七大寺就有僧尼3363人。从公元710年定都奈良到794年迁都平安，史称奈良时代。在定都奈良过程中，旧有的大寺也迁移到奈良，此外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又建立供奉卢舍那佛金铜造像的东大寺，在各地(称国，比现在的县略小)建造国分寺，安置僧尼供奉、诵读护国经典《金光明经》、《法华经》、《仁王般若经》等，祈祷佛菩萨、善神护国佑民。随着日中佛教交流的发展，大量汉译佛典和中国僧人的著述相继传入日本，到8世纪出现以研究一部经典或几部经典为中心的佛学团体，开始形成具有学派性质的所谓“奈良六宗”，即三论宗和成实宗、法相宗和俱舍宗、华严宗，最后是由鉴真开创的律宗。
在鉴真东渡之前，虽然从朝鲜、中国陆续传入一些戒律，然而长期以来没有条件按照戒律如法举行度僧授戒仪式。按照戒律规定，归依佛教并受五戒成为居士，受十戒为沙弥或沙弥尼，受具足戒后才为正式僧尼。授具足戒必须有十师(三师七证)或至少需有五师(三师二证)，才能举行仪式，此外还有种种程序规定。然而，日本长期缺乏系统的律学理论和合格的律师，僧尼出家受戒是按大乘佛教经典《占察善恶业报经》、《菩萨地持经》、《瑜伽师地论·戒品》的说法，或是请受过戒的僧人授大乘三聚净戒(摄律仪、摄善法、饶益有情三戒)，或是在佛、菩萨像前自己发誓受戒。当时僧尼具有免除课役的持权，朝廷为保障财政收入严格控制僧尼出家的数字。然而在通行这种授戒方法的情况下，是难以制止私度僧尼的。为此，天皇下诏派人到中国聘请律学高僧并输入戒律著作，企图通过集中授戒来加强对僧尼出家的控制和管理。
日本天平五年(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圣武天皇敕兴福寺僧荣睿和大安寺僧普照搭乘遣唐使的船到中国留学并邀请律僧赴日传授戒律。最早应请赴日传律的唐僧是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璇(702－760年)。他是禅宗北宗普寂的弟子，对华严、天台、律诸宗和禅宗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以奈良大安寺为中心向日本僧人讲授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又讲大乘戒律《梵网经》等，然而因为没有具备戒律规定的十师，仍不能立坛授戒。
鉴真大和尚的简历和唐代律宗
鉴真(688－763)，在日本被尊为“唐大和尚”，或“唐大和上”，俗姓淳于，广陵江阳县(在今江苏扬州)人。他的父亲先在扬州大云寺从智满禅师受戒为居士，并跟他学禅法。武周天长元年(701年)鉴真十四岁，一天随父亲到寺，看见佛像心受感动，产生出家的念头，并请求父亲允许他出家。他的父亲虽感到诧异，但还是同意了。正好此年朝廷有诏命天下诸州度僧，鉴真便拜智满为师出家为沙弥，编籍于大云寺。在唐中宗即位恢复唐朝后，大云寺改称龙兴寺。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鉴真十八岁，他从道岸(654－717)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年)鉴真二十岁，先到东都洛阳，后入西都长安，翌年三月于长安实际寺登坛由弘景(634－712)律师任戒和尚受具足戒。道岸、弘景都是唐代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的再传弟子，是当时精通佛教戒律的著名律师。弘景，在宋以后的史书中因避太祖之父赵弘殷的名讳改称恒景。他精通天台宗教义，曾长期住天台宗传法中心之一的荆州(治今湖北江陵)玉泉寺。从鉴真后来在日本与弟子除弘传戒律外还传天台宗的事实来看，鉴真受戒后可能还从弘景学习天台宗教义。此后，鉴真巡游两京，访师求学，深入学习佛教经、律、论“三藏”，尤重律学。(以上主要据《东征传》并《宋高僧传》卷十四《鉴真传》)[1]
律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唐代分为三派，皆弘传《四分律》。这三派是：
一是由隋唐间的法砺(569－635)创立的相部宗，他撰有《四分律疏》、《羯磨疏》及《含忏轻重仪》等，因长期在安阳(相州诒所，在今河南)传法，故被称为相部宗。法砺的弟子有满意、怀素等，满意的弟子有大亮、义威、远智、定宾等多人。定宾著《饰宗义记》解释法砺律学思想，也十分有名。
二是道宣(596－667)创立的南山律宗，他撰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羯磨疏》、《戒本疏》等，同时撰有《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及《广弘明集》、《古今佛道论衡》、《释迦谱略》等多种佛教史书。因道宣长期在终南山修行和传法，其律学称南山律宗。道宣弟子中以文纲(636－727)最有名，文纲有弟子弘景、道岸等人。
三是由怀素(624－697)创立的东塔宗，他撰有《四分律开宗记》，对法砺的律学提出不同见解，称《新疏》，又撰《新疏拾遗钞》等。因他所在的长安西太原寺有东塔，故其律学称东塔宗。然而到唐后期，道宣的南山律宗成为中国律学正统，其他二派逐渐衰微。
道宣的律学的最大特点是将小乘《四分律》的戒法纳入大乘佛教的教义体系之中，以法相宗的心性思想诠释“戒体”，主张以第八识阿赖耶识中的“善种子”为戒体，并提出“止持”(止恶，主要指戒律前面的禁戒部分)与“作持”(行善，指戒律后面的仪规部分)并重的理论。大约到唐朝末期，相部宗与东塔宗两大律派逐渐衰微，只有道宣的南山律宗传承不绝，成为中国汉语系佛教的正统律学。[2]
鉴真在长安、洛阳先后从当时著名律学高僧学习南山宗和相部宗的律学。据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7)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鉴真除师事道岸、弘景之外，还从道宣的另一弟子融济学习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和《释门亡物轻重仪》等；随相部律宗法砺的再传弟子义威、远智、全修、慧策、大亮等学习法砺的《四分律疏》等。[3]
鉴真从两京游学之后回到扬州，在大明寺传授戒律，在启程东渡之前，已经成为唐土著名的律僧，如日本元开撰《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说：“江淮之间，独为化主。”[4]
三、六次东渡，最后成功的艰难历程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日僧荣睿、普照在中国留学已经达十年之久，一直留心寻觅能够到日本传律的高僧，希望早日回日本复命。他们听说鉴真的盛名和学问，决定前往扬州礼请鉴真赴日传法。他们先约请长安安国寺僧道航、澄观，洛阳僧德清，高丽僧如海随他们同到日本。又通过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写信给扬州仓曹李凑(主管漕运的官员)，请他负责造船、备粮，作东渡的准备。此后他们与同学日本僧玄朗、玄法一起出发到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东渡传法。他们到达大明寺时，正值鉴真在讲授律学。他们在向鉴真顶礼后，便郑重邀请他东渡传法，说：
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日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和尚东游兴化。(《东征传》)
鉴真听后便产生东渡之意，向门下弟子讲他过去听说日本国长屋王[5]崇敬佛法，曾派人到中国将所造千领袈裟施给僧众，袈裟边缘上绣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可见日本必将“佛法兴隆”，便问弟子：
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东征传》)
鉴真首先是想动员弟子应邀前往日本传法。然而弟子们对此没有响应。弟子祥彦见此情景，便对鉴真解释说，众人所以沉默没有应允，是因为担心“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渺渺，百无一至”。他说的是事实，在当时条件下东渡日本确实是充满艰辛和危险的。鉴真听后便断然表示：
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东征传》)
祥彦听后立即表示，既然和尚要去，他也愿意跟随前往。于是，弟子道兴、道航、法载、昙静、思托等21人表示愿随鉴真同去。[6]
自从鉴真决定赴日传法，到最后到达日本，前后东渡六次，其中五次遭遇失败，第六次才东渡成功。现依据《东征传》及中日两国研究[7]，将鉴真六次东渡的艰辛历程作简单介绍。
第一次东渡
唐天宝二年(743年)，鉴真五十六岁。鉴真对外假称要到天台山供养僧众，开始做出海的准备。当时因为有海贼吴令光侵扰江浙沿海，官府下令封锁海岸，禁止公私船只出海。随荣睿等人同到扬州的长安安国寺僧道航嫌高丽僧如海年轻，表示不愿意让他也随鉴真一行同往日本，引起如海的憎恨，便跑到淮南道(治今江苏扬州)采访使(负责监察州县官吏)府衙诬告道航私自造船，准备入海勾结海贼，并告有多人已备好干粮在既济寺、开元寺和大明寺等待入海，已有百贼入城。淮南采访使班景清听说后大惊，便派差役到各寺捉人。不久，官府虽判清事情真情，以诬告罪杖打如海并强制他还俗。然而却没收了为鉴真一行东渡准备的船只，并将荣睿、普照等日本僧人拘禁达四个月。于是，第一次东渡便告失败。
第二次东渡
同年九月之后着手准备。荣睿、普照再次找到鉴真商量东渡之事。鉴真初衷未改，自己出资80贯钱，买到原属岭南采访使刘巨鳞的军船一只，雇船员18人，备足干粮，并选择好准备带到日本的金字佛经《华严经》、《大般若经》、《大集经》、《大涅槃经》及各种章疏、法物用品、袈裟、香料、药材等。跟随鉴真同往日本者有弟子祥彦、道兴、思托及日僧荣睿、普照等17人，还有精于制作玉器、绘画、刻镂、铸写、刺绣、镌碑的能工巧匠85人。十二月正值严冬，鉴真一行举帆东下，但不幸遇上巨风船破，众人十分艰难地回到岸上。
第三次东渡
在天宝二年底或天宝三载(744年)初。船修复后再次起航，出长江口向东南方航行，打算先到桑石山(今榭山)，但风急浪高，在舟山北面不远之处船破，鉴真一行再次上岸。水米皆尽，他们饥渴三日，待风停浪静之后才有人携带米水前来相救。海官将此消息报告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刺史，官府将他们安置住在鄮县(今浙江鄞县)阿育王寺。
第四次东渡
虽作了准备，但最后未能成行。天宝三载(744年)鉴真应请为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治今浙江湖州市南)、宣州(治今安徽宣城)诸寺的僧众讲律授戒。越州僧人知道鉴真还在为东渡作准备，出于对鉴真的爱护，便到官府上告“日本僧荣睿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于是，山阴县尉派人将荣睿逮捕，给他套枷要遣送到京城，走到杭州时荣睿生病请医疗，在过了很多时日之后，被人假称病死将他救出。荣睿与普照虽屡遭艰辛，但“其坚固之志，曾无退悔”。鉴真对他们的表现十分赞赏，为不使他们失望，先派弟子法进等人到福州买船备粮。此后鉴真率弟子30余人南下，先巡礼天台山国清寺，然后取道临海县(今浙江临海市)、永嘉郡(治今浙江临温州)往福州方向进发，某日进入禅林寺住宿，准备第二天到出发到温州。在扬州的鉴真弟子崇福寺灵祐等人担心鉴真东渡“死生莫测”，便告官府请采取措施制止鉴真东渡。江东道(江南东道，治所在今苏州)采访使立即传牒各州县，命见到鉴真一行务必将他们留住。鉴真一行在禅林寺被官差截住押送到采访使处，后被送回扬州，住入崇福寺。江东道采访使命寺中三纲(寺主、上座、维那)严加防范，“勿令更向他国”。鉴真对灵祐严厉呵责。灵祐为此日夜忏悔达60天之久，才得到鉴真的宽恕。[8]
第五次东渡
天宝七载(748年)，荣睿、普照从同安郡(今安徽潜山县)来到扬州崇福寺，与鉴真再议东渡之事。鉴真便让门下着手准备第五次东渡。与第二次东渡一样，造船，准备佛教经书、买香药，备粮，购置杂物。同行者有僧俗信徒14人、水手18人，还有愿意随从同往者，总共35人。他们于六月二十七日从扬州启航，进入东海后顺风前行，经至越州界的三塔山(定海中的小洋山)停留一月，然后到暑风山(大概在舟山附近)，又停留一月。十月十六日风起，再次起航，不久遭遇巨风怒涛，众人唱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冒着风浪漂流过蛇海、飞鱼海、飞鸟海。人们每日吃少许生米充饥，然而苦于没有一滴水可以解渴。幸而赶上两天下雨，他们用碗接雨水解渴。
鉴真一行在海上经过17天，漂流至振州(治今海南省三亚市西北崖城)下船，受到振州别驾冯崇债的欢迎和供养，被安置住入大云寺一年。此后北至万安州(治今海南省万宁县北)，受到“大首领”冯若芳的供养。然后鉴真一行北至崖州(当时应为珠崖郡，治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应地方官之请在此造寺，登坛向僧俗授戒，讲律，并度僧。此后再经今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等省的许多地方，时停时行。所经之处受到当地高级军政官员和广大僧俗信徒的礼拜和盛情招待，经常应请向僧俗传法，授菩萨戒等。
在这一充满曲折艰辛的行程中，行至端州(治今广东高要县)时，日僧荣睿去世，鉴真哀痛悲切，为他送葬后才启程。鉴真途经韶州(今广东韶关)时，曾到禅宗六祖慧能居住传法的曹溪法泉寺[9]参拜六祖遗像。天宝九载(750年)日僧普照辞别鉴真先往岭北，鉴真拉着他的手不觉失声悲泣，说：
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东征传》)[10]
鉴真当时认为他这一生已经没有希望到日本传法授戒了。此时鉴真已经六十三岁。炎热的气候，加上内心的忧伤，使他患上眼疾，又不幸经一“胡人”胡乱诊治，致使双目失明。行至吉州(治今江西吉安)时，追随他多年的弟子祥彦去世。鉴真途经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庐山时，参访东晋高僧慧远居住过的东林寺。此后参访江宁(在今江苏)瓦官寺、摄山(在今南京)栖霞寺等历史名寺，大约在天宝十载(751)才辗转回到扬州，住入龙兴寺。
自从道岸、义威二位律师相继去世之后，鉴真成为最有名的律师，如《东征传》说：“淮南江左净持戒律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授戒大师。”在赴日之前，前后讲《四分律》及《四分律疏》(此当为法砺所著)40遍，讲道宣《四分律行事钞》70遍，讲《轻重仪》10遍，讲《羯磨疏》10遍，并主持造寺造像，救济贫困和设斋供僧等；组织写《一切经》三部，各11000卷[11]；度僧尼、授戒约有40000多人。
据《东征传》记载，鉴真在国内的著名弟子有：
扬州崇福寺僧祥彦；
润州天响寺僧道金；
西京安国寺僧璇光；
润州栖霞寺僧希瑜；
扬州白塔寺僧法进；
润州栖霞寺僧乾印；
汴州相国寺僧神邕；
润州三昧寺僧法藏；
江州大林寺僧志恩；
洛州福先寺僧灵祐；
扬州既济寺僧明烈；
西京安国寺僧明债；
越州道树寺僧璇真；
扬州兴云寺僧惠琮；
天台山国清寺僧法云
等共35人，“并为翘楚，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导化众生。”[12]
第六次东渡
天宝十二载(753年)，日本国大使藤原清河、副大使大伴宿祢胡麿(或作“大伴古麻吕”)、秘书监吉备真备在晋见唐玄宗，完成外交使命之后，携同在中国留学长达36年并在唐朝任秘书监兼卫尉卿的朝衡(阿倍仲麻吕)，准备取道扬州回国。他们到达扬州后，十月十五日到延光寺拜谒鉴真，说：
弟子等早知和上五遍渡海向日本国，将欲传教。今亲奉颜色，顶礼欢喜。弟子等先录和上尊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闻主上，向日本传戒。主上要令将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学道士法。为此，大和上名亦奏退。愿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东征传》)[13]
唐玄宗崇尚道教，在看到日本大使的请派鉴真等到日本传法的奏文后，便提出也派道士到日本传教，然而因为日本不信奉道教，大使便以日本君主不信奉道教表示婉绝，然而碍于唐玄宗的面子，仍留下四人学习道教，同时收回了派鉴真赴日的请求。因此，日本大使在见到鉴真后，便提出请鉴真自己决定是否愿意东渡传法。鉴真当即表示同意，于是便开始准备第六次东渡。他先住进了扬州龙兴寺。
鉴真东渡的消息不迳而走，寺院周围防护甚严，鉴真难以动身。有来自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弟子仁干稍稍地在江边准备好船只，等待鉴真随时到来。当年十月十九日，鉴真离开龙兴寺到达江边，在上船之前为特地赶来的24位沙弥授具足戒，然后乘船驶向苏州港口黄泗浦，以便改乘日本使节的船只。
随从鉴真同行者有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托、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开元寺僧法成等14人，还有尼3人，以及扬州居士潘仙童、胡人安如宝、昆仑国(泛指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人军法力、瞻波国(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人善听等，共24人。
鉴真一行所带往日本的物品有如下几类：
一是佛、菩萨雕像绣像，其中有绣阿弥陀佛像、雕白旃檀千手观音像、绣千手观音像、救苦观音像、药师像、弥勒像及功德绣普集变一铺，还有如来肉舍利三千粒等。
二是佛经，有唐实叉难陀译《华严经》八十卷、《大佛名经》十六卷、金字《大品般若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南本《大涅槃经》四十卷等。
三是戒律《四分律》六十卷及其单行僧尼戒本、律论《律二十二明了论》一卷。
四是律宗三家的律学注疏，其中最多的是南山律宗道宣的著作，有《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一卷、《戒本疏》四卷、《羯磨疏》二本各四卷、《行事钞》五本各六卷、《关中创开戒坛图经》一卷；相部宗法砺的著作有《四分律疏》五本各十卷、定宾《饰宗义记》九卷、《补释饰宗义记》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观音寺大亮《义记》二本十卷；东塔宗怀素的著作有《戒本疏》四卷。此外还有北魏慧光《四分律疏》一百二十纸、唐智周《菩萨戒疏》五卷、灵溪释子《菩萨戒疏》二卷、大觉律师《批记》十四卷、法铣《尼戒本》一卷和《尼戒本疏》二卷；
五是天台宗的著作，有隋智顗《摩诃止观》十卷、《法华玄义》十卷、《法华文句》十卷、《四教义》十二卷、《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十一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此外还有南朝梁宝唱《比丘尼传》二本各四卷、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等。
六是珍贵文物和工艺品，其中有东晋王羲之的真迹行书一帖，王献之真迹行书三帖及水晶、金银等制的佛具、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区等等。按照以往东渡准备的物品推测，此次也一定带有香料、药物等。
当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使船四艘同时从苏州黄浦泗启航东渡。鉴真与弟子搭乘的是大伴副使大伴宿祢胡麿的第二艘船。日僧普照也从明州赶到苏州，乘副使吉备真备的第三艘船。十二月二十日，鉴真所乘的船冒着风浪到达日本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鉴真一行被迎送到位于九州北部的太宰府(在今福冈)。此时是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相当公元754年阳历1月23日。
鉴真和弟子在日本的传法
鉴真到达日本的时候，原来派荣睿、普照到唐聘请律师的圣武天皇已在五年前退位为太上天皇，由其女儿继位，此即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六年(754年)正月十一日，日本大伴副使将鉴真到达日本的消息上奏朝廷。在朝廷的安排下，鉴真一行在向京城奈良行进途中受到各地官员、僧众的欢迎和热情照料。
二月四日鉴真一行到达奈良，安宿王奉敕在罗城门(正门)迎接，命东大寺别当、少僧都良辨陪鉴真一行到东大寺安置住下，律师唐僧道璇、僧正印度僧婆罗门菩提及内道场僧50人，都前来拜谒、慰问。日本朝廷中以右大臣藤原丰成、大纳言藤原仲麿、式部卿藤原永手为首的百余名官员前来礼拜。[14]
官居正四位下的吉备真备奉敕到鉴真住处宣读诏书：
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受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和上。(《东征传》)[15]
从内容看，这是圣武上皇的诏书。正是圣武天皇在位之日，主持营造了东大寺，并且为了使朝廷能够统一主持按照佛教戒律授戒而派人入唐聘请律师。他在这封诏书中将日本国主持授戒传律的职权交给鉴真。不久，又敕授鉴真以“传灯大法师”位。这是日本国内的最高荣誉僧位。随同鉴真同来的其他法师也得到不同僧位。
四月初，在东大寺卢舍那佛殿前建立了戒坛。鉴真为圣武上皇授菩萨戒[16]，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皇太子也登坛受戒。此后，鉴真主持为440位沙弥授具足戒。在鉴真到来之前很多日本在佛学上很有造诣的僧人，此时认识到自己当初受戒不符合戒律规定，属于“无戒”，并且也出于对鉴真的敬仰，如灵福、贤璟、志忠、善顶、道缘、平德、忍基、善谢、行潜、行忍等80余人，都舍弃旧戒，以鉴真为戒和尚重新受具足戒。
鉴真此后被敕任为日本的僧官少僧都。(《东大寺要录》)天平胜宝七年(755年)，在东大寺大佛殿的西边，移圣武上皇受过戒的坛土，建立戒坛院，作为日本全国的中心戒坛。鉴真又在此院北边建造唐禅院，作为讲授戒律之所。翌年五月，鉴真与日僧良辨同时被敕任为大僧都，鉴真弟子法进被任为律师。此年，一向大力支持鉴真师徒的圣武上皇去世。天平宝字元年(757年)，孝谦天皇为了供给四方来京从鉴真学律僧人的食宿，特地施给备前国(在今冈山县)水田百町，又赐给鉴真故一品新田部亲王的旧宅作为建造伽蓝之地。年已七十岁的鉴真在此地建立唐招提寺，与弟子法载、义静、如宝等人在此研究和传授戒律。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年)，诏赐鉴真“大和上”之号，同时又说：
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按：指僧官)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续日本纪》卷二十一)
从此鉴真不再担任僧官，集中力量在唐招提寺传授律学，培养人才，而将原在东大寺唐禅院和戒坛院的事务交给弟子法进负责。
鉴真师徒在日本传授戒律和授戒的开始阶段，有不少僧人对过去自己所受的戒因“不如法”而受到否定(被认为“无戒”)表示不满，虽然经过解释有些人愿意重新受戒，但是仍有一些守旧的僧人或感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影响者表示反对，对于普照等人邀请鉴真赴日传戒，“不以为德，反以为仇”[17]。然而从总的情况看，鉴真师徒不仅受到以天皇为首的朝廷的信任，也受到佛教界广大僧众的崇敬。他们所传授的律学和授戒仪规，很快就受到佛教界的承认和接受。
经鉴真的奏请，日本朝廷在东日本的下野(今栃木县)的药师寺和西日本的筑紫(在今九州福冈县)的观世音寺也相继建立了戒坛，它们与东大寺戒坛成为在日本朝廷统一控制下为出家僧尼授戒的“天下三戒坛”。根据日本江户时代凝然所著的《律宗纲要》卷下记述，新建的两所戒坛是按照“边国”的授戒仪式由五人(三师二证)授戒；东大寺戒坛是按中国(此指中印度)方式由十人(三师七证)授戒。[18]据日本慧坚《律苑僧宝传》卷十＜鉴真传＞记载，在唐招提寺也建有戒坛，孝谦天皇曾在此受菩萨戒，诏：“出家者先入招提受戒学律，而后学自宗。”[19]
在鉴真到日本之前，僧尼出家受戒之后，由朝廷发给盖有治部省之印的“公验”，作为合法僧尼身份的证明。在鉴真到日本开创新的授戒制度之后，则以授戒十师连署的“戒牒”作为合法受戒证明，以代替原来的“公验”。然而实际上授戒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进行的，因为治部省既掌握着度僧之权，又负责管理僧尼的名簿。[20]
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五月六日，鉴真结跏趺坐，面向西去世，春秋七十六岁。遵照鉴真和尚的遗嘱，思托等弟子在东大寺戒坛院另立影堂。日本朝野和佛教界对鉴真的去世表示悲痛。在日本朝廷任中纳言式部卿(叙正三位)的石上宅嗣写悼诗曰：
上德从迁化，余灯欲断风。
招提禅草铲，戒院觉花空。
生死悲含恨，真如欢岂穷。
惟视常修者，无处不遗踪。[21]
确实，鉴真在日本佛教史上是留下了永久的印记的，无论是从僧尼的传法活动中，还是从佛教体制的建设中，都可以看到鉴真的影响，如诗中所说，是“无处不遗踪”的。
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日本国使到唐朝通报鉴真去世的消息，扬州各寺僧众得知此悲痛消息后皆穿丧服，举哀三天，聚集到龙兴寺举行盛大斋会。
鉴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佛教史上的巨大贡献
鉴真和尚具有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秀品质，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在《东征传》中有这样一段话，生动地概括了鉴真不惜身命六次艰辛东渡的经历和表现出来的非凡顽强的精神：
大和上从天宝二载始为传戒，五度装束，渡海艰辛。虽被漂回，本愿不退。至第六度过日本，卅六人总无常去(按：死亡)，退心(按：退缩，改变初衷)道俗二百余人。只有大和上、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托，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来传圣戒。方知济物慈悲，宿因深厚，不惜身命，所度极多。[22]
日本凝然《律宗纲要》卷下所说：“四度造船，五回入海，十二年中辛苦无量，道俗逝化三十六人，永(按：荣)睿、祥彦等是也。退还之者二百八十人。唯和上、普照、思托取死为期，都无退思。”[23]可以作为上引文字的注释。
鉴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伟大杰出的人物，为向日本弘传戒律，为传播中国文化，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鉴真及其弟子到日本传律授戒，改变了日本以往不能按照佛教戒律规定授戒的局面。在鉴真师徒参与下建立的奈良东大寺戒坛、下野药师寺戒坛和筑紫观世音寺戒坛，成为日本朝廷直接管辖之下的为出家僧尼授戒的场所，从而为日本在一定时期控制僧尼人数，使佛教保持正常有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鉴真师徒在东大寺、唐招提寺以及大安寺等地向日本学僧传授戒律，培养很多掌握律学知识，能够如法授戒的人才。据《东征传》介绍，鉴真赴日之后，度僧近四万人，与弟子思托等人讲述《四分律》以及律宗南山宗道宣《行事钞》、相部宗法砺《四分律疏》、定宾《镇国道场饰宗义记》等多遍，培养出忍基、善俊、忠惠、常慰、惠新、真法等律学僧人，他们皆能讲授上述律学典籍和理论。因此，鉴真被奉为日本律宗之祖。
(三)鉴真在日本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的有法进、仁韩、法颗、昙静、思托、法载、义静、法成、智威、灵耀、怀谦、惠云、如宝、慧良、慧达、慧常、慧喜等，他们对日本佛教和社会文化都作出不同的贡献。
其中法进(709－778)原在中国扬州白塔寺，到日本后是鉴真讲授戒律和授戒的得力助手，并且是临坛的戒师之一，被日本律宗奉为仅次于鉴真的“第二和尚”。在鉴真晚年退居唐招提寺之后，他接任经管东大寺唐禅院及戒坛院，在讲授律学之外，还撰有大量律学注疏。据日本江户时期师蛮《本朝高僧传》卷五十七所载，法进还经常向日本学僧讲述天台宗教义，曾讲天台三大部(《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四遍，深受欢迎。
思托原是台州开元寺僧人，鉴真东渡六次，他都跟随在身边，对律学、天台宗都有很深的造诣，赴日后是鉴真的另一位得力助手，积极协助鉴真营造唐招提寺，在向僧众讲授律学之外，也讲授天台宗教义。日本真言宗创始人空海就是从他受的菩萨戒。他善于撰述，写有记述鉴真东渡传法事迹的《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日本信徒淡海三船(也称“真人元开”)的《东征传》主要是据此书撰写的。思托还撰有日本最早的佛教史传《延历僧录》五卷。原书虽佚，但在《东大寺要录》、《东大寺杂录》及《日本高僧传要文抄》中保存不少逸文，是研究奈良时代佛教的珍贵资料。
如宝，随鉴真赴日时尚是个沙弥，到日本后受具足戒，在鉴真奏请建造下野药师寺后，曾负责主持该戒坛，后受鉴真之命主持唐招提寺。鉴真死前将唐招提寺托付给法载、义静和如宝三人。如宝后来扩建唐招提寺，在进入平安时代之后，曾为桓武天皇及后妃、皇太子授戒，自此名声更大。日本律宗将如宝奉为继承鉴真、法进之后的“第三和尚”。
(四)鉴真与其弟子除传授戒律、授戒，讲授天台宗教义之外，还参加佛典的校勘工作，并且在建造唐禅院及唐招提寺等寺院过程中，将中国的先进的建筑技术、雕塑、美术等介绍给日本。鉴真还善医术并通晓医药学，《日本见在书目录》中载录有《鉴上人秘方》，可见他对日本医药学发展也作出贡献。
当年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文章中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4]英雄豪杰代代有，行行有，他们是每一个时代的中国的脊梁。唐大和尚鉴真，是中国唐代的英雄豪杰，是构成当时中国脊梁的伟大人物之一。我们在今天从事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从鉴真大和尚的事迹中也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激励的力量。
2000年11月1日于南方庄公寓修定
2002年2月24日于华威西里新宅重加修补